抓主症 對症用方
郝萬山
 
辨證論治是中醫診療特色之一,但中醫也辨病。《傷寒論》與《金匱要略》以《辨××病脈證並治》和《××病脈證治》為篇名,就是既辨病,又辨證的體現。
 
醫生通過四診手段,採集症狀與體征,進而分析病機,確定病名,辨出證候,於是法隨證立,方從法出,如此選方用藥,正是常規的診療方法。《傷寒論》第1 2條“太陽中風,陽浮而陰弱,陽浮者熱自發,陰弱者汗自出⋯⋯,桂枝湯主之”。
 
“太陽”為辨病,“中風”為辨證;第1 3 5條“傷寒六七日, 結胸熱實⋯⋯, 大陷胸湯主之”,“結胸”是辨病,“熱實”是辨證。這都屬於常規用方的方法,這一方法,在當代已成為中醫“規範”的診療程式, 普遍地應用於臨床,例證不贅。
 
但在臨床實際中,許多有經驗的老醫生,常常是只抓幾個主要症狀就處方用藥,這就叫“抓主症, 對症用方”。
當代在研究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時,多把原文中記述的必見症狀叫主症,把或見症狀或非必見症狀叫副症。
 
所謂抓主症用方,是指抓幾個主要症狀,就可對症用方,這方面大體可以有下述三種情況:

[一]是病易識,證難辨,抓主要症狀就可以用方

《傷寒論》第1 3條“太陽病,頭痛,發熱,汗出,惡風,桂枝湯主之。”,既未言中風,也未言傷寒,注家多認為是補充了太陽中風的症狀和治法。每讀至此,常感困惑,仲景時代,書寫工具不方便,因此仲景總是惜墨如金,語言精煉,為什麼在第1 2 條太陽中風證治之後,又重出一條中風證治呢?

一次某感冒患者就診,訴昨日淋雨,當晚見寒戰、頭身疼痛,至夜高熱無汗,自服解熱鎮痛藥,雖有汗出,但頭痛身痛、發熱惡寒之症未愈。隨診學生數人,有辨為太陽傷寒的,有診為太陽中風的,爭執不已。忽想到第1 3 條應是辨病不辨證,對症用方的示範。
 
提示無論傷寒、中風,已治未治,只要刻下見到頭痛、發熱、汗出、惡風寒的,就可以對症選用桂枝湯。這實際上是擴大了桂枝湯的使用範圍,並非是對第1 2條的重複。於是為該病人用桂枝湯原方,並囑啜粥溫覆取汗,服藥僅1次即愈。
 
[二]是病難斷,證難辨,惟據主症即可用方。
數十年前,某地工廠火災,現場數十人吸入有毒煙霧,導致呼吸道、消化道黏膜水腫,症見胸脘疼痛、喘憋胸悶、發熱嘔吐,重者昏迷。西藥無特效解毒藥,對症處理,療效不顯。適逢劉渡舟教授等人在當地講學,遂邀會診。此類中毒,中醫書籍未載,診為何病?辨為何證?頗費神思。
 
只見劉老師看數十人症狀相類,隨口即說:“嘔而發熱者,小柴胡湯主之”,“正在心下,按之則痛,脈浮滑者,小陷胸湯主之”。於是用柴陷合方,每個病員服藥1碗,昏迷者由鼻飼灌入,日服4 次。當天就有嘔止熱退的,不過兩三日,大多康復。這也是通常所說的“有是症,用是方”的思路。實際上,在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中只羅列幾個症狀就用方遣藥的條文, 幾乎隨處可見。
 
[三]是通過經驗積累,簡化辨證程式,只抓幾個主要症狀,就可以對症用方。
如柴胡桂枝干姜湯治療慢性肝炎,因該方中柴胡、黃芩可清解肝膽的鬱熱,干姜、桂枝、甘草能溫助心脾的陽氣,瓜蔞根生津止渴,牡蠣軟堅散結,本方用以治療慢性肝炎之肝膽濕熱未盡,同時心脾陽氣已傷,既有津液不足,又有氣滯血結者有一定療效,但臨床上辨證與病機分析的過程頗費時間。
 
後侍診劉渡舟教授之側,觀其每遇肝膽疾病,或慢性結腸炎,或糖尿病患者,只要見到胸脘脅肋或脹或痛、口渴、便溏三個主症,就用本方加減,程式簡捷、處方迅速、療效頗佳。這三個主症中,“胸脅滿微結”、“渴”見於仲景原文,便溏則是據藥測症而推導出來的。可見所抓的主症,也未必都出自典籍原文。
 
但無論是先賢所述或今哲所補,在這種情況下的“抓主症”,就是抓病機、辨證候診療程序的簡化,是臨床經驗的結晶。由此再對《傷寒論》抓主症用方的條文進行反思,恐怕大部分治法就不能看成是原始的對症處理的經驗了,而應是千錘百煉後,經高度濃縮提煉的精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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